5年前，下岗工人廖某的妻子患上尿毒症。透析仅半年后，廖某已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。为了让妻子活下去，廖某找人刻了医院公章，使妻子能免费透析。4年间，廖某以此方式骗取治疗费17万余元。7月11日，廖某因诈骗罪受审，检方建议判处其有期徒刑3到10年。（据7月20日《京华时报》）

  廖某的遭遇着实让人唏嘘和同情，一边是深爱着的妻子的健康和生命，一边是道德和法律。放弃任何一个，都是一件艰难的选择。廖某在思想斗争之后，选择了昧心与背离法律，这一点，让其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是一个理亏者。为维护最基本的社会公平与正义，大多数时候，情在法面前，都是不得已低头的。比如廖某在事发后就坦然承认造假，并承诺变卖房产退脏。

  但无论是国家公民、医院还是政府，我们显然又不能单纯的谴责廖某的无良，不能仅对其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进行重罚重判了事。我们应该反思的，不仅有医院管理的漏洞，有廖某的行为出现的成因，也有社会医疗救治制度的完善。

  廖某用假公章为妻子“免费”透析，时间跨度长达4年之年，仅异常收费单据就共达51张，涉及金额17万余元。这是廖某在无良心理驱使下，公然违法的结果，但同时，医院的管理漏洞也很明显。这些异常收费单据并没有实际上的收费款项入账，何以医院4年后才发现？并不熟悉医院相关管理制度和财务核算方法、流程的病人家属，都能轻易就骗了医院4年，试问，如此大的管理漏洞之下，如果是医院内部人士无良与违法，那将是怎样的后果。

  而更让人悲伤与纠结之处显然在于，前有为治病犯罪入狱、有农妇“剖腹自医”、有为省医疗费用而喝农药自杀，今又有制造假公章免费透析，我们的社会救助与救济制度，何时才能真正建立与完善？当人们出现重大疾病或者生活陷入困境时，若能得到政府和社会的体恤，能够最终靠正常与正当的途径获得帮助，谁又会愿意铤而走险？

  面对记者的采访，廖某心酸而有无奈地说：“我得救媳妇的命啊”！这句话，是一个感叹，但同时也是一个疑问。它问的是廖某自己，但同时，也问的是我们的社会救助与救济制度在哪里，何时能发挥作用？问的是，除过生死自负之外，公民的生存权到底该谁、拿什么来保障？

  当浮层化现象严重时，我们遇到的挑战是，出的主意没有太大实操价值，从事实际操作的人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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